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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對學術研究合作的影響

    2020-9-5 University World News 9402020-09-24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日前舉辦一場線上研討會,邀請數名大學領導者探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於學術研究合作的影響。關鍵探討主題包括疫情將如何影響未來的研究和國際合作?遠距溝通的運作情況如何?預期的財務緊縮狀況將如何影響?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Jim Hyatt首先強調疫情不可避免將造成經濟的衝擊,他認為應汲取2007-08年經濟衰退時的經驗,彼時私立大學利用低利率進行投資,與公立大學相比,復原速度更快。且自那時起,重大研究計畫的成本大幅增加,導致大學需投入更多努力召集國家隊或國際合作聯盟 (consortia) 的方式進行合作,如麥哲倫望遠鏡 (Giant Magellan Telescope) 計畫。

    為應對這類以單一大學而言,研究計畫成本往往過於高昂的挑戰,學界發展出一種結合各種資金來源的核心組織模式,集結大學、政府、慈善家,或者能夠提供財務支援和技術專長的其他合作夥伴組成聯盟。Hyatt認為由於現代通訊技術的進步,這個模式可以在國際規模上發揮作用。

    青年研究人員 (Early-career researchers)

    甫自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卸下第14任主席職位的France Córdova,在會中分享美國物理學院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最近一份討論疫情對青年研究人員重大影響的報告。

    Córdova表示,聘雇職缺削減、實驗室和田野研究中斷、基礎建設被推遲,以及國際學生流動大幅減少,這些都影響一個國家提升技術勞動力 (skilled workforce) 的能力。

    疫情特別加劇了代表性不足的少數群體所面臨的不利因素,Córdova列舉大學及規模較小的新創公司所遭遇的重大財務影響為例,出資者傾向於將賭注押在更安全的產業和具有結締作用 (connective tissue) 的科學組織聯盟上。但她補充相對地也會有些正面效果,例如擴展對新型冠狀病毒研究的貢獻,更能接受線上科學會議以及重新認識遠距學習的價值。

    Córdova認為「科學給了我們希望,透過共同努力,我們可以度過這一刻。」但她補充說,我們應該學習跳脫而出,為下一次疫情爆發做好更充分的準備,並表示此時更突顯了經費的連續性以及長期預備資金的重要性。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研究副校長Randy Katz表示自3月關閉校園,大學已成為社會科學及生命科學的「微型觀察園」 (microcosms) 及測試實驗室,且與疫情相關的研究也明顯增加。他認為「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找出如何最好地支援遠程作業,如何確保研究人力的供應具有韌性,以及因疫情所引發的資金轉變 (funding distortion) 如何重新平衡研究布局。」


    國際化的提升或減少 (More or less internationalism) ?

    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研究學院副院長Tim Stearns表示,校園內的緊張局勢導致學生對大學行政部門的不信任感提高,而溝通未能傳達到所有相關的各方更惡化了這種情況。另一方面,大眾再次關注校園對於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承諾,對電腦資源需求的壓力也導致電子計算能力提升受到重視。

    受疫情衝擊,大學縝密地思考學校在當地社區的地位,既是主要雇主,也在醫療保健和科學推廣 (Science outreach) 扮演重要角色。

    隨著美國政治上的兩極化導致普遍信任的資訊來源遭削弱,Stearns提出學術界該如何突破這個困境?他問道大學如何更好地調動出眾的研究能力,以提供政策資訊?又例如,大學是否應該與國家實驗室、生物技術或製藥公司進行更密切的合作?

    Stearns認為,鑒於全球化的人口移動趨勢,且傳染病無國界,顯然需要更多的國際合作,更何況科學是地緣政治的工具。史丹佛大學目前特別著重於提高靈活性、共享設施以及將永續性 (sustainability) 視為長期規劃的主軸。


    四個不確定性

    英國方面,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博士研究生院 (UCL Doctoral School) David Bogle副院長表示目前該校現有的國際合作運作良好,但新的合作鑒於疫情無法進展,尤其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受到的打擊最大。

    在英國國內層級,在四個方面都面臨不確定性:疫情、英國脫歐、即將面臨的經濟衰退以及主要「英國研究與創新」(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簡稱UKRI)研究機構領導層的變動。

    Bogle表示英國政府曾承諾大幅增加研究支出,將研發 (R&D) 經費佔GDP的比例提高至2.4%,但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能否實現還有待觀察。而退出歐盟可能導致英國被排除在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 資助的合作計畫之外,除了經費的損失外,失去參與合作計畫的機會是最大的損失。

    UKRI領導層的換屆預示著改善研究文化的期待,競爭異常激烈的文化損害了研究生涯的吸引力。Bogle並提到整個歐盟都對研發經費感到失望,但這些預算規模仍然非常可觀,計畫也確實能促進合作。由於大多數歐州大學都是由國家資助,其國家資助機構都能維持一定的投資水平,因此在歐洲並沒有因為疫情而產生與2008-09年相似經濟衰退的預期。


    長期變化

    大流行對學術研究的長期啟示和後果為何? Katz強調靈活度是一個關鍵問題,他提到如國家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以及世界各地的機構皆有類似情況,需要一段時間調整及回應,並在經費及期限上給予彈性。

    與會者也表示研究空間配置也可能因在家工作的提高而大幅變化。Bogle希望透過允許更高的獨立性,來遏阻一些研究計畫主持人的剝削行為,並在職業選擇方面更透明化,特別是學術界以外的職業選擇,從而使青年研究人員獲得更多正向經驗。

    Hyatt認為大學必須思考如何更好地應對未來的大流行,以及如何使研究界在面對這種巨大衝擊時更具永續性。Córdova表示教學方式改革已被呼籲多年,而今次大學也借此以創新思維應對危機。Stearns則強調,科學家的交流方式已經發生變化,線上討論、學術會議和研討會成為常態,儘管存在時區差異,但這為國際交流和討論提供了便利性。

    本文作者Bogle總結,明顯地,科學界和學術界已被新冠病毒疫情徹底改變,而其中有很多變化將伴隨人們成為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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